冷战后，现代化和全球化潮流给人类和世界带来了深刻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都感受到这 种变化。于是，“现代性”和“全球化”再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了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美国， 几乎各个学科的学者们都在讨论这些问题，美国威尔逊外交史学的研究者们自然也不会例外。从冷 战后出版的有关威尔逊外交的著作看，无论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持赞赏态度，还是持批评立 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们都在其著作中使用了“现代世界”和“全球化”等所谓现代性术语。以托 尼·史密斯所著《美国使命》和弗兰克·宁克维奇所著《权力与现代性》为例，前者主要分析、强调了 现代世界对政治变革的要求，而后者则主要强调了现代世界带来的各种世界性危机以及全球化背景 下这些危机的相互关联。但二者都强调了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要求的必要性，肯定了威尔逊主义强调 适应“现代性”要求的合理性，肯定了威尔逊作为“现代美国国际主义之父”的历史地位。 事实上，即便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们，也不能脱离对现代性的分析。劳 埃德·安布罗修斯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他的基本观点深受其导师诺尔曼·丸格莱纳及汉斯·摩根索、 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等现实主义者的影响，但其“独到之处”在于，“主要致力于考察全球相互依 赖与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主要强调世界的分裂和20世纪国际社会史整体与碎化之间的关 联”。他认为，世界在走向一体化时，也存在着多元化和碎化趋势，威尔逊主义和美国理想主义存在 着过于强调现代性要求而忽视多元化、碎化趋势的倾向。这就是说，劳埃德·安布罗修斯是在肯定 威尔逊主义顺应现代性要求合理性的前提下，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这也表明他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过 去那种一味指责威尔逊主义的立场。 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变化 动辄标榜“自由”、“民主”，并以美国化的自由主义观念衡量国家或个人行为，这是伍德罗·威 尔逊显著个性的另一方面，也是威尔逊主义和美国理想主义显著特点之一。这一特征适应了国际政 治舞台上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变化，迎合了西方世界的价值追求。 冷战既是美国与苏联以及东方与西方国家利益冲突的体现，同时，也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冲突 色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始终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为己任，其目的在于瓦解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争夺世界政治的控制权。苏 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以一方崩塌的形式结束了冷战，这使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得出结论：美国 和西方赢得了冷战，自由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冷战的胜利是威尔逊式美国理想主义的胜利。在这 一背景下，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但没有被弱化，反而被进一步夸大，美国和西方世界都出 现了重新强调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倾向。如弗兰西斯·福山所述，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一些 人看来，苏联的崩溃便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 向完成”，美国人崇尚的“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主导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形势的变化使一 些美国人得出结论：威尔逊的“民主政治理想”就是现代世界“现代性”的反映，反映了世界变化的潮 流，即将或终将变成国际社会现实，冷战后的美国又进入了“威尔逊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