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器
尽管如此，与伊拉克后来的政治现实相比，哈希姆王朝的议会制度还是有其先进的一面。在复
兴党统治时期，伊拉克议会大多处于解散状态，偶尔存在一段时间也是一种点缀。议会完全成为共
和国总统的工具。但在君主制民族主义时期，议会的地位还是得到政治精英的重视。作为哈希姆王
朝“民主实践”的一部分，伊拉克议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国民议员反对英国使用窃听器的坚决态度。1924年，在国民议会开幕式上，费萨尔一世颂扬了民主的
好处，并向议员们指出伊斯兰法就是建立在“协商”基础之上的，鼓励他们批准宪法，为
议会设定选举程序。新选举的国民议员接受了挑战，即使在英国控制伊拉克期间，这些议员仍然驳
斥《英伊协定》，拒绝屈服于英国的威胁。议会陷入长达两个月的公开、激烈的讨论。甚至在69名
议员被捕、英国威胁解散议会的情况下，其投票结果也不理想，其中37人投赞成票、24人投反对票、8
人弃权。这些流亡者开始出现自我认同意识。这种自我认同首先来自他们在海外的悲惨生活。瑙帕克
都斯居民的遭遇就是例证。波桑尼阿斯说：“他们不可能借助于雅典的帮助得到城市和乡村，他们希
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值得自豪的东西。”为了获得足够的生活空间，他们与南部邻居同时也是
雅典的敌人阿卡耐人进行了一年多的战斗，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因此，公元前5世纪是美塞尼亚人形成的关键时期。它起源于雅典与斯巴达的外交斗争，而深
层次的诱因则是雅典分裂拉开戴蒙人同盟，肢解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它产生的社会基础则是海外的
斯巴达流亡者，起点是瑙帕克都斯定居点的建立，此后才逐步泛化指称所有的美塞尼亚地区的居民。
但作为一个具有自我认同意识的民族，它初步形成于公元前425年左右。“美塞尼亚人”概念从一开
始就与黑劳士联系在一起，具有“被征服、受压迫”的想象空间。正如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
解放者自居，声称要解放所有遭受雅典欺压的各邦一样，雅典的“美塞尼亚人”概念则标志着雅典以
斯巴达国内的被压迫者的解放者自居。
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变化
全球化潮流的深入发展
手机窃听器
很明显，正如西亚帕库斯指出的，美塞尼亚国家建立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黑劳士或美塞尼亚 人。美塞尼亚国家的建立实际是底比斯、雅典等国人为安排伯罗奔尼撒半岛政治格局的产物，是肢 解、削弱斯巴达的政策的产物。古典作家就已经对这种外交幌子提出质疑。伊索克拉底在《致阿吉 达马斯》演讲词中指出底比斯、雅典等国所谓的解放黑劳士是不合理的。在伊索克拉底看来，这非常 可笑，美塞尼亚地区早已为斯巴达所征服，黑劳士就是在征服的过程中沦为奴隶的，让这些奴隶成为 本应属于他们主人的土地的主人，这是不正确的。伊索克拉底的观点可以说反映了雅典的普遍观 点。演说家莱库尔古斯也指出，美塞尼亚早已被征服，美塞尼亚地区的居民流失的流失，定居下来的 也都斯巴达化了，重建美塞尼亚国家是不可能的。这些古典作家已经揭穿了所谓解放黑劳士的假 象。黑劳士在古代希腊、在雅典都被称为奴隶，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不可能出现废除奴隶制的伟大 壮举。“表演文化”这一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概念近来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是因为学者们发现，它 可以成为理解和解释一些社会或者文明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及其隐含观念的有效途径，为我们打开了 一个新的视角。表演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交流和行为方式。在一些社会尤其是传统社会中，表演甚至 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贯穿于不同领域的社会活动，因此形成这一特定社会突出的特征，从 而具有了文化的意义。“表演文化”概念由此而生。一般而言，一场表演易于为同一文化内的人们所 理解，来自该文化之外的人则难以在短时间内尽解其意，甚至会感到错愕。这是因为，手机窃听器表演承载了特 定社会的文化密码，需要花费一番力气解读方能意会。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以巴厘岛的斗鸡为例， 说明了我们如何能够把表演当做文本，通过阅读和再阅读来理解特定的文化。这样看来，从文本意 义上解读表演，亦有益于我们理解历史上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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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东西巴两部分的人民联盟领导人在拉合尔召开会议，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提
出了关于东巴基斯坦自治的“六点纲领”。第一，政府在政体上应是联邦和议会制，议会成员应由全
体成人根据人口比例产生；第二，联邦政府只负责外交和国防事务；第三，东西巴基斯坦发行自己的
货币并实行单独的财政结算；第四，由省负责征税，联邦政府由宪法上保证的拨款提供资金；第五，各
联邦单位控制自己的外汇收入；第六，各联邦单位应建立自己的民兵或准军事部队。谢赫·穆吉布·
拉赫曼提出的六点政治和经济纲领是对阿尤布·汗总统建立更大的国家一体化的反对，阿尤布·汗
总统则担心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提出的六点政治和经济纲领的实施会使巴基斯坦失去东巴基斯
坦。因此，阿尤布·汗总统把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提出的六点政治和经济纲领解释为“等于独
立”。人民联盟提出的“六点纲领’’成为了1966年巴基斯坦的政治中心议题，进一步唤醒了孟加拉
人的民族情感。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民主实践”还表现在议会生活的变迁。在君主制民族主义时代，伊拉克采
取了以英国政治体系为模本的议会制度。1924年，国民议会通过了窃听器与GPS基本法，允许国民有自由表达、出
版、集会以及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加入政党的权利。自从1924年2月伊拉克国民议会成立以来，议
会生活成为伊拉克君主制时期的一个典型特征。议会主要包括民众选举的下议院、君主任命的参议
院，但后者的人数不能超过前者人数的1／4。国民议员的任职时间也做了限制。1924年到1958年
间，伊拉克国民议会经过选举产生的16个议员中，仅有4人任期满4年。1924年国民议会通过的
授予议会的职权与西方的议会并没有多大区别。